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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习（蓼湄中学前任校长）
一、我家与蓼湄中学的创办 蓼湄中学（洞口三中）创立于公元1905年，初建校址就在我家私宅大院吴家院子的“延陵世第”，我祖父吴兆鳌、伯祖父吴圭瓒是重要创始人之一。 关于蓼湄中学初创校址，《邵阳市志》、《武冈县志》、《洞口县志》均有明确记载。据《洞口县志》记载：“清宣统二年，李钟奇等人在高沙吴家院子创办高沙中学堂。学制、课程无统一规定，民国二年，改为蓼湄中学……” 我祖父兆鳌、伯祖父圭瓒在倡导新学、推进教育改革及创办蓼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邵阳市志》、《洞口文史资料》、有关碑文等众多史料中均有记载。省政协委员、洞口县政协常委、地方史专家曾传国先生根据先人叙述并考证史料，在《洞口三中（蓼湄中学）九十校庆纪念册》上撰文：“李钟奇先生初办新式小学，苦无校舍，其挚友吴兆鳌先生慨然以私宅‘延陵世第’相借，师生雍雍，萃于斯堂，吴公之兄圭瓒，子济清、斌清，孙传习诸先生后执教蓼校、凤毛济美，诚为教育世家。” 我祖父兆鳌为“清优行廪膳生，试州童第一，补弟子员，旋例优等食饬，晚年以岁贡生援例纳五品衔，就差湖北”（墓志铭载）；我祖母刘宜人是民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伯昭的姑祖母。他们继承了祖业吴家院子，院子里有两座大宅，一为：“延陵世第”，一为“如心草堂”。院子座落在高沙十字街，前临后街，后抵油麻塘，每栋宅子均有三进，房子为砖木结构，每栋堂屋直接相通，院内有四个天井，地面由大小相等、厚薄一致、一色鹅卵石镶成花纹，配有树木花草点缀，两院砖墙分隔，有侧门相通，浑然一体。整个院子宽敞明亮，幽雅清静。 清朝末年改革教育，废科举、兴学堂，有识之士或从国外学成归来，或从外地辞官返乡，与地方贤达倡办新学，振兴教育。高沙有识之士李钟奇先生（字荩臣、号正权，光绪癸卯年（1903年）应试北闱，中南元，是武冈州唯一中试者，曾任东北三省总督衙门秘书长）辞官回乡后，为开发民智、发展民生，创办学堂、兴办织布工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与清优廪，曾留学日本的袁朴等人筹资创建高沙民立学堂（蓼湄前身），苦无校舍，众人计议废观澜书院为学堂，观澜不从，后议过多处，均不适宜。因李钟奇、袁朴和我祖父不但是挚友，而且是亲家和亲戚关系。我姑母莲清嫁给李钟奇大儿子李大年（曾留学美国）；袁朴的胞姐嫁给我伯父济清为妻。由于这些亲戚关系，加上我祖父和伯祖父均热心教育事业，李公等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提出从吴家院子两个宅院中抽出“延陵世第”为校舍，与我祖父兄弟二人一拍即合。腾出“延陵世第”后，家里几十口人全部搬进“如心草堂”居住，两院相通之侧门筑墙封闭，家人不得进入干扰教学。首期招收学生两个班，计100余人，“蓼湄中学”的前身“高沙民立学堂”就这样诞生了。从创办小学堂到办中学堂，由于李公、曾梦洁等人从严治校，且师资雄厚，学生逐年增加，到1910年呈教育部备案、定名“蓼湄中学”时，学校已拥有7个班，学生300余人，1913年新校舍建成，学校始由我家迁走，共历时八年。 二、我家与蓼湄中学的发展 从蓼湄中学的创办到1953年改名为“洞口县第三中学”的48年间，我家祖孙三代共计五人在蓼中教学或任职，为蓼湄中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学校创办初期，我祖父兄弟二人就一直跟随李钟奇先生为学校教学、管理和建设殚精竭力，鞠躬尽瘁。据我祖父《墓志铭》记载：“李公正权（李钟奇）暨先严尧臣公创办高沙中学堂，公（兆鳌）则赞助备至，分其居，为校舍八年，迄今校声大振，别筑鸿基，公力盖多焉。”我伯祖父圭瓒在参与日常教学和管理的同时，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蓼中新校舍的建设，担任工程建设督查员（现存在高沙曾家祠堂“蓼湄中学校碑”中有记载）。新校址为原武冈州设置于高沙的分州衙门，将建筑全部拆除后就地重建，校舍砖木结构楼房，共四栋，每栋两侧均建有两层楼的厢房，为学生宿舍、仪器实验室、办公室、教师宿舍等，还有晴雨操场，可容纳学生600余人活动。 在学校新址建设过程中，因操劳过度，我祖父于学校迁址的前一年1912年去世，李公于学校迁址的当年去世。 李公的去世，给蓼中造成了巨大损失，但由于学校员工和地方贤达的共同努力，学校得以维持并巩固发展。 学校迁入新址后，我伯父济清从湖南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执教于蓼中。二十年代初，我小叔斌清从武昌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又执教于蓼中，任教务主任。我从长沙一中毕业后于1938年也回到蓼中任教，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一面教学，一面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抗日歌曲。在蓼中任教期间，我做到了全面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获得了师生的信任和好评。1941年，我小叔斌清担任校长，在他的努力下，蓼湄中学于1943年增办高中部，成为武冈境内第二所完全中学，洞口境内第一所完全中学。43年下半年我因考取国立师范学院而离开了蓼湄。 1949年10月10日，武冈宣布解放，武冈县人民政府教育科派向实、谢重生为正副校长，接管蓼中。不久，向实校长去武汉中原大学学习，谢重生副校长代理校长。1950年8月，我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派，从省立六师（武冈师范前身）调蓼湄中学任副校长，第二次来到蓼湄工作。1951年初，谢重生校长离开蓼湄，由我主持学校工作。此间我新聘了一批水平高师德好的教师，师资力量进一步增强，教学质量大为提高，这几年毕业的学生大多升入高等学校，少数参加革命工作，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 1953年8月，蓼湄中学更名为“洞口县第三中学”，同时我也因工作需要调往湘乡师范，担任教育专业课教师兼实习主任。 三、我家与蓼湄中学的情缘 我家祖孙三代五人先后在蓼湄工作过，至今五代已有近百人在蓼湄学习过，在伴随蓼湄百年的成长过程中，我家与蓼中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我早年（1929年-1932年）就读于蓼中，是蓼中教师的谆谆教诲和良好学风使我顺利考上当时湖南名校——长沙一中。我曾两度在蓼中执教，是蓼中前辈的关怀支持使我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当中顺利进入大学求学。我一生以蓼中为荣，以蓼中校训为精神支柱，不论顺境逆境，都能坦然视之，泰然处之。 1935年长沙一中毕业后，我参加了湖南省教育厅直辖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小学的教学工作。这所学校是中共地下党员、高沙同乡刘寿祺（解放后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所创办的，当时的实验小学实际上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据点。在国立师范学院学习期间，1945年我的家——吴家院子，这个为国家培养几多骄子英才的蓼中旧址，没有逃脱日本侵略者的魔掌，随着高沙老街的烧毁而夷为平地，“延陵世第”、“如心草堂”荡然无存。对于家庭变故，我不仅没有因此悲伤颓废，反而更加坚定了为民族崛起而发奋学习的决心。第二次回蓼湄工作时，因老屋焚毁，只得在农村吴家老庄园借居。我早出晚归，尽管当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局势复杂，我都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抓好教育教学工作。 调湘乡师范后，我一直工作到76岁，期间1979年参与《教育心理学》教材的编篡工作，1980年在省教育厅主办的师范学校心理学、教育学骨干教师培训班讲授心理学。湘乡县委对我也十分关怀，1981年，县委领导和湘乡师范全体师生为我从事教育工作40周年召开了一个隆重的庆祝大会，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前人栽树，后辈受益。吴家先辈为蓼中的建设付出较多，子孙后辈受益匪浅，是蓼中的教师培养他们成才，是蓼中的精神激励他们成长。我长子启胤（琦瑛）从蓼中毕业后没有升学，在工作中边学边干，成为了一名高级桥梁工程师，为桥梁工程理论和建设实践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被授予“湖南省特等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一次国际性公路桥梁学术会上宣读论文后，当有关同仁询问他毕业于哪所名牌大学时，他自信地回答：“我是蓼湄中学毕业的！” 1992年，别离故乡近四十年的我又回到了蓼水河畔，蓼中的老校友纷沓而来，一起回忆蓼中的美好时光，畅谈蓼中的灿烂未来，生活无比充实！老校友来信来电应接不暇，或送来祝福或询问蓼中现状，内心倍感欣慰！每每耳闻目睹蓼中的点滴进步和飞速发展，无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蓼中已伴随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屹立于楚湘大地，百年的蓼中已发展成为一所师资雄厚、管理科学、设备精良的现代化省级示范性高级中学。衷心地祝愿蓼湄的发展更加迅猛！蓼湄的未来更加辉煌！ 在蓼中百年校庆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蓼中的美好祝愿！并以此文告慰牵挂蓼中的先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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