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德的逆耳忠言：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历史上每当王朝末年天下大乱时，总有各种水旱灾害相伴而来。史书中“赤地千里”、“人相食”等触目惊心的字眼屡见不鲜。不过古代消耗资源、破坏环境毕竟是浅层次的。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大大提高，这种消耗与破坏遂以惊人的速度向深层次发展，反过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近代以来中国为赶上西方，更是全力追求发展，让环境与资源完全服从其需要，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终于导致环境和资源面临严峻的局面。

至今似未见到一部国家级的、权威的环境与资源评估报告。不过从大量媒体报道及个人切身感受中，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目前这种严峻的状况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中国现代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此问题更具根本性。即使人们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并采取了治理措施，但如未从根本上对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还是会重犯错误。

对环境与资源危机是否为中国现代化必然代价的思考，使我想起了一本书——《国情研究第一号报告：生存与发展——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国情报告》）。这是一本由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于1989年出版的调查报告。书中一段话极具警示意味：“回顾30多年来，决策者对于中国国情的本质及经济发展前途的分析、认识和判断，一直存在较大的盲区，大都犯了认识论上的错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为此，我们花费了高昂的代价。今后，由于中国现代经济起飞的机会既是最后的又是唯一的，客观上就要求决策者不能再犯重大决策失误。”其中的关键，是再也不能犯认识论上的错误。

当今中国的环境与资源危机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因本书早在25年前就提出了警示，而且还有具体的对策建议：“我们必须选择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选择一种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其特点是：较低的食物消费水平（人均粮食800斤），较低的能源消费水平（以自行车、公共交通为主，不普及家用轿车），较低的住房水平（不提倡私人别墅、花园、空调等）。它提倡适度的发展，与“跨越式发展”不同，对环境和资源显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改革开放中的发展确实使大多数中国人受益，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真正过上有汽车、别墅并享受高档消费品生活的人毕竟不多。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付出了多大成本？得失如何？有没有透支资源？有没有破坏本应造福子孙后代的环境？如果有，就不得不承认该报告预测的准确性，承认目前的资源与环境危机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本书证实了中国现代化在利用资源、环境的问题上所走的弯路，确实不是不可避免的。

当今中国的环境与资源危机的严重程度，关于空气污染和雾霾，有一则报道引用权威数据显示，中国在2011年制造97亿吨二氧化碳（为美国两倍）；500个大中城市符合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标准的不及1%；2013年初发生大面积雾霾时，京、沪、穗及西安的空气中，PM2.5浓值均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200为重度污染），北京更高达755微克。2012年上述4市因PM2.5超标引发的过早死亡疾病将达8500多人，损失约68亿余元。

燃煤提供动力的制造业和冬季供暖，以及汽车排气为主要污染源，北京汽车就超过500万辆。再以厦门市为例。原先空气清新的厦门近年来也每况愈下。2004年以前该市霾日天数为年均10.2天（最多为20天）。2006年厦门岛内霾日数为56天，2007年为62天，2008年为74天。该报道未提及近一二年来的霾日天数，但笔者亲身体验，恐已达全年天数三分之一以上。获颁联合国“宜居城市”称号的厦门竟然如此，汽车的剧增“功不可没”。截至2013年6月该市机动车保有量达97.3万辆，同比增长13.19%，已接近百万辆。可见汽车拥有量与空气污染程度，在各地均呈正相关关系。由此证实《国情报告》的先见之明。

杀鸡取卵　祸延子孙

关于水污染和水资源缺乏。有论著这样描述：“北方每年因干旱缺水的城市数以百计，南方因水污染面临‘守着江河没水喝’的困境。‘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这首民谣是我国许多地区水污染的生动写照。”近年来企业非法排污更是触目惊心。中国国土资源部最近的调查显示，全国水资源的品质有60%是“差”和“极差”。浙江电视台曾发起“寻找可以游泳的江河”的运动，均说明水污染已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过量开采地下水与水资源缺乏形成恶性循环，如北京每年超采地下水约5亿立方米，连续15年严重超标，使地下水位下降到地表24米以下，并在地下形成一个1000平方公里的巨大漏斗。河北省为缓解地下水严重超采造成的水资源短缺，不得不减少小麦种植，改种其他耗水量较小的作物。
关于土壤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其中数例是“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己违反”。厦门翔安开发区需占用基本农田，市委书记下令先动工再上报，并说：“谁不愿干谁走人！”成都以西的都江堰灌区，历来是不得用作他途的基本农田，周某人任四川省委书记时却批了其中的几万亩用于房地产开发。洛阳的洛南地区，是历朝禁止动用的“皇家基本农田”，可如今这些千年良田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道路和林立的高楼。
中国的耕地只占世界总量的7%，却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人地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地方政府却以卖地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缺地危机因而加深。上届中央政府制订了确保18亿亩耕地的“红线”，法律也规定占用耕地须予补偿。然而各地却开垦毫无耕种价值的“生地”来补偿“熟田”。有的省还规定无钱有地的穷县市，可将多出的“耕地指标”卖给有钱无地的富裕县市。
另一种土壤资源毁坏与矿产资源滥采密切相关。有报告称，目前中国因矿产资源开发等活动，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的破坏废弃土地约达2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10%以上，且破坏逐步加重，直至掠夺性开发，然而复垦率仅为15%。地陷报道多有所闻。
《国情报告》对上世纪80年代的相关描述，以及对此后污染破坏趋势的预测，说明当时的环境污染已日益严重，而其预测后来也大部分成为事实。《国情报告》对中国自然资源的总体评价是：“自然资源总量虽多，但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雨热条件好，但水土匹配和质量欠佳”；“人口负荷过重，农业自然资源接近承载极限”。其结论是：人口增多，耕地减少，供水不足，是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基本格局；“我们正以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动能力，上述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已直接威胁着当代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并将不断演化为下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危机之一”。这是疾呼，也是警告。
当然，报告且未预测到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其预想中的危机并未完全变为现实。但报告的基调是正确的，绝大部分论述是站得住脚的。指出危机的可能性，正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与陶醉在“中国崛起”幻影中的人有天壤之别。尽管中国领导人大都是理性的务实派，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卷入全球化后就由不得自己了。
以资本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低端加工的“世界工厂”；而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则成为思想动力，这就为资源与环境的恶化埋下了伏笔。当今的资源环境挑战，其实质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已超越本国资源环境所允许的条件，使速度与支撑速度的物质条件失去了平衡。请不要以为《国情报告》的警告是危言耸听，不要忘记我们曾说过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好好反思，面对挑战。

作者是中国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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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官车、私家车，发展公共交通，莫让少数人占用太多的有限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