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家乡：一群年轻人在行动

志愿者走进乡村，他们发现的问题并不是某一个村庄的“专利”
[url=]2013-05-31 10:40:17[/url]   来源:湘声报               作者: 严鼎

　　
        桑植县张家湾村的余启运兄妹，每周都要攀爬近乎垂直立在悬崖峭壁上的“天梯”上下学。在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上，艰难的不仅是“天梯”，还有悬崖窄道、湿滑的怪石路、泥地等。每走完一段路，余启运的妹妹都会擦掉脚上的泥。CNS图　　今年五一假期，同济大学学生侯勇杰独自从上海到湖南新化县天门乡大山村，做了3天调查。谈及乡村调查的感受，他直言：“以前看到只是吃惊，到了这里感到震惊。”
　　
　　侯勇杰的家乡并不在湖南，为他“牵线”的是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的“湖南百村调查”活动。通过微博，这项活动招募了100名调查志愿者，在五一假期前后来到湖南各个村庄，通过走访，每人完成一篇调查记事的写作。这些调查记事将作为农村研究资料，形成专门的调查报告。



　　
　　微博发起百村调查
　　
　　4月初，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回了趟老家——湖南衡阳。回乡后所见所闻让他慨叹：“原有居民十多户，现只有3户坚守；百多亩良田大部分抛荒，山上无树、塘池失修、道路泥泞，房屋败坏。”
　　
　　为什么家乡变成这样？心痛之余，于建嵘在微博上疾呼，“谁来拯救我们的乡村？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某一个村庄的‘专利’，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悄然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往往是共通的。”反思之后，他决心做一次农村现状调查的公益活动，把首个目标地定在了湖南。
　　
　　“我们希望在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不要忘记更为广大的真正的农村”。4月7日于建嵘发出“招募农村调查志愿者”的微博，开始召集“湖南百村调查”的志愿者，随后有300多人报名参与，并提供了300多个自然村作为调查对象。于建嵘从中选择了100个村，请志愿者开展农村调查。
　　
　　所有志愿者无偿参与进来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了解家乡。
　　
　　离乡多年、现为北京某公司顾问的郑坚发现“湖南百村调查”的微博后，立刻报了名，他将自己的家乡申请作为调查对象。郑坚说，因为是自己的家乡，看到的问题也格外真实、深入。像郑坚一样，大部分志愿者都是选择自己的家乡做为调查对象。
　　
　　目前，“湖南百村调查”已进入尾声，正在收集调查数据和调查报告。于建嵘表示，这次调查的效果很不错，他将委托出版社，将优秀的调查报告辑集出版。于建嵘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很复杂，有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还隐藏着。这次的调查行动就是要将这些问题集中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农村，参与到讨论和建议中来。
　　
　　湖南社科院研究员邓秀华十分支持这次调查行动。她觉得，这次调查行动来自民间，服务于民间，让大家回到自己熟悉的乡村去调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土地抛荒：危险的凋零
　　
　　“130多亩水田，只有20多亩在耕种。剩下的水田久不耕作，蓄不住水，已经荒废了。”
　　
　　于建嵘看到的绝非孤例，多数调查者回乡后都有这样的反映。
　　
　　调查志愿者李朝理是一位乡镇公务员，但看到调查地的耕种情况依然震惊。一方面，村里很多水田改为旱地，还有些土地空着，如果你愿意种，和户主说声就行了；另一方面，许多村民还需要到外面买米食用。
　　
　　李朝理认为：“现在农村里的主力是‘386199部队’，大多是妇女、小孩和老人，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过多的耕地。”这也是许多乡村正面临的窘境。大学生李庆家乡的村子里只有不到100人驻守；侯勇杰所调查的村子，村办企业里只吸纳来四五名年轻人。
　　
　　即使种地，农民的收入状况也不理想。吴秋吉回到家里一问，父母一年种地只能收入2000元。“现在化肥、种子价格都很高，种田没钱可赚。”她说，村民还要依靠外出打工赚点钱才能勉强维持家庭开销，像她这样上大学的，家里就只能借钱或者贷款了。
　　
　　地没人种是最危险的凋零。于建嵘对土地抛荒现象痛心疾首：“国家在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耕作的重要性，把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好，确保该种的地一定种起来。”


　　
　　聚焦：留守儿童
　　
　　湘潭大学研二学生傅小凤算是村里佼佼者。“这几年村里没出一个大学生，当年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已多半‘嫁作他人妇’。”傅小凤说，“村里留守儿童越来越多，他们的成长和教育问题很严重。”
　　
　　傅小凤说，留守儿童跟随着爷爷奶奶，不愁吃穿，但老人年纪大了，对孩子的照顾仅限于吃饱穿暖，无法具体到学习、素质发展等方面。
　　
　　吴秋吉讲述了她家里的故事。她的堂弟今年17岁，上小学时特别爱学习，那时候他的父母还在身边，小学时成绩年年全校第一。上到初中，父母外出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渐渐开始逃学，甚至提出退学。“现在他跟着建筑队做事，本来一棵读书的苗子就这样荒废了。”吴秋吉叹了一口气。
　　
　　“留守儿童”的字眼几乎在每一篇调查报告中闪现，大家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很多村庄的教育环境也相当窘迫。侯勇杰去的一字界小学还是用树皮做瓦，只有一位代课教师和15个学生。这位老师每天要为3个年级上课，每个年级的学生一天上课时间只有2小时左右，其余时间都是自习。“他们那么小，哪知道什么自习，不上课的时候就是玩。”侯勇杰说。
　　
　　当学生读到四年级时，他们还需要转学到十多公里外的乡镇学校就读。山里的路尤其不好走，侯勇杰无法想象孩子们是如何走完这十多公里路去上学。
　　
　　“他们读书很辛苦，父母又不在身边照料，回到家还要做点农活，学怎么会上得踏实？”侯勇杰认为，农村的教育问题不解决好，未来这些孩子的出路渺茫。

环境污染进村
　　
　　乡村的环境问题也进入调查者们的视野。郑坚依稀记得，村里的那条河清澈透亮，小时候常见人下河游泳。如今，阔别20年的小河却成了一条“毒河”。
　　
　　溯水而上，郑坚看到了河对岸的排水口。他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形容：“离水还有十多步，一阵风吹过来，一股酸腐的味道，走近一看，水面发黑发绿，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村民告诉郑坚，10年前河里的水已经无法使用，只好打井取水。但郑坚很快发现，井里的水，即便装上过滤池、放入石英砂，水面还停留一层油污样漂浮物，味道也很怪。而这水村民每天用来饮用、做饭、洗菜。
　　
　　过去两年，郑坚的两位亲戚患癌去世。这样的情况在村里还发生过多例。
　　
　　郑坚说，虽然并不能证明水质与癌症高发之间的关系，但这样的水喝下去，迟早会出事。
　　
　　乡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于建嵘眼里，“不少城区的污染慢慢地侵入乡村了，新型城镇化不能以牺牲乡村环境为代价。”

　　
　　等待中的乡村
　　
　　“每个人都在等待——等待政策，等待劳动力，等待资金，等待市场。一切都在等待，就是没有办法。”侯勇杰用两个字来总结调查的村庄：等待。
　　
　　“村干部想在村里搞农产品开发，采摘一些野生药材、茶叶等出去卖，却总是小打小闹、不成规模。”侯勇杰去的是大山深处的村庄，林地多，农产品也丰富，年迈的村干部有心与药材厂签订收购协议，打开市场，但是缺带头人、缺资金，最终不了了之。
　　
　　李庆在家乡看到的也如此。村民种植棉花和油菜，每户年收入能勉强维持在2万元左右，种得多的还能赚更多。李庆却看到了局限，“100斤菜籽只能榨出30斤油，产出比是不是太低了？”
　　
　　“村里组织开发280多亩的鱼苗繁殖基地，搞了4年多了，现在还没运营。”李庆说，建设还停留在征地阶段。一方面是征地价格太低了，另一方面是鱼苗繁殖基地建成后，收益与村民几乎毫无关系，村民们自然不愿意。
　　
　　写完调查报告，李庆的心情很沉重：“我不知道家乡的出路在哪。”
　　
　　于建嵘也同样使用了“等待”二字来形容当下的乡村。“我准备把这些调查报告合在一起出本书，标题暂拟为‘迷失的乡村’。为什么说‘迷失’呢？就是没有方向，没有出路，大家都在原地等着，等着政策，等着机会。”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