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殊途陌路和渐行渐远的中国民族关系

中国人类学界在讨论人类学为公共政策出谋划策的作用时，一般会举出为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作出贡献这样的案例，中国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曾经用这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表达了人类学在理解民族差异和民族国家治理上的胸怀。
然而现实中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政治语境和民间场合，民族共生并没有向着一个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民族大团结”前行，而是朝向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殊途陌路（末路）上渐行渐远。
这个观点的证据主要来自我跟踪了近七年的云南藏区，最近一次的访问是10月，我重新走访了阔别了三年的几位西藏朋友，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独克宗古城、藏族神山梅里雪山所在地德钦进行了一些考察，这是自然力研究院《跨族群认知和想象》项目的一部分。
迪庆的变化让人不安：作为高原生态脆弱区域，城市建设完全是按照内地城市的建造方式进行——大量房地产和市政工程如火如荼进行，项目所在地涉及许多山麓、草甸、半湿地、城郊生态过渡带，靠近松赞林寺的山坡一带，建设以“整山推进”的方式进行，整个山头被切割，奶子河及其湿地上建造了会议中心。独克宗古城因为丽江的酒吧、旅游地产、生活方式客栈模式影响，变成一个旅游商业中心，散发着浓厚的商业气息。
即使是距离中甸（即香格里拉县的前身）近五个小时的梅里雪山圣地小城德钦，也在醉心旅游产业的升级，计划在飞来寺——在对望梅里雪山的眺望地建造小型飞机场。德钦县城处在一个逼仄的山谷坡地，余地有限，但是水泥公路的建造朝向偏僻的村落，即使是内转经途中的佳碧小村也连上公路。
变化不仅是硬件，也有软件：在中甸县城最大的菜市场，这里售卖的各种果蔬与大城市无异，当地以牦牛肉、糌粑、酥油茶、果蔬、高原特有农产品的传统饮食结构出现变化，替代以高油、高盐、高脂肪、高能量、精加工餐饮模式，传统具有“食疗”作用的高原饮食逐渐改变，造成新一轮的生活方式疾病。即便是现在，迪庆的许多人凡是生病或是体检，都愿意去大理、昆明看，本土医疗以及城市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比较滞后。
生活形态上，藏族人逐渐生活在一个日益都市化的环境，高原的传统生境逐渐退化；本土社会、商业和政治精英逐渐与“汉人圈”发生混生和融合，但是囿于社会资本和政治禀赋的局限，本土的藏族人有种不平和压迫感，为了彰显不同，他们还是通过宗教、习俗、社群等方式强调自己的藏族身份，只是这种身份彰显逐渐符号化和标签化。
最终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共和国现代性后果”：由于长时间汉人主导的警惕控制模式，将包括藏族人在内的多种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政治化和标签化，“汉人政治体”试图生产一种具有装饰性、温和驯服、合作分享的共和国多元共生民族格局，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用正向和财金的倾斜政策来定制一种“繁荣”。与此同时，许多具有异质性、民族本质主义的民族潜流被遏制，并在主流话语空间剔除，客观造成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同而不和（不合）”。
少数民族通过商业成功、政治妥协、生活方式变革满足了自己在自身族群内部的上升和跃迁，许多人严重“汉化”，甚至不会说本族语言，许多最具民族特征的服饰和宗教信仰往往成为一种标签和个人策略。另一方面，真正的跨民族、跨文明的对话十分稀少，也难以进入主流媒体和公众讨论；少数民族也因为外在生活情境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使得许多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传统和文化气质不断退化和迷失。
也许是因为最初不同族群之间在历史长河里发展出的差异、间隔、仇恨、不合、龃龉和误会，中国现有的少数民族政策从一开始就进入一种误区，它很少成为一种具有定义和塑造功能的美美与共智慧方略，而是基于力量对比和社会情境变化的民族较量的策略设计和效果微调。
我的藏族朋友对西藏的“去藏族化”（不一定是“汉化”）痛心疾首，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的朋友提到，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曾经与松赞林寺处于一条中轴线上，月圆之时，整个星辰的月光朗照于松赞林寺次第展开的银质屋顶，将月光投映在整个古城。当地还有一个名字叫建塘，其实藏语的原义是环境殊胜之地。这些民间民族记忆都告诉我们，包括藏族人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极为独特的精神图示、宇宙观、器物体系和生活审美格局，这些都在彼此的羁縻较量中，逐渐散失了。但是有关最初的那个差异、隔膜、龃龉、误会的记忆和后果归因，却一直深刻。

以至于，在汉人控制的媒体圈，选择在十一黄金周的时间，密集播放一个几个月前通过卧底暗访而调查出来的“旧闻”——香格里拉导游通过刀架在游客脖子上以威胁消费，当地的旅游执法人员认为游客不配合本身容易引发矛盾。问题是，大多受众把这组报道当作“民族新闻”来认知。
当然，更多有关少数民族隔膜以及同而不合的新闻是通过这种社会化媒体传播，11月6日，我收到这样一个朋友微信：刚刚交警朋友转发，今天已经有六辆车报案，如果有新疆人拿着名片，敲你车窗问路，千万不要开窗。因为名片后有刀片割你的脸，然后抢劫。千万要小心！转一下吧！

作者是人类学博士
香港独立学术智库BRICS FUTURES院长

也许是因为最初不同族群之间在历史长河里发展出的差异、间隔、仇恨、不合、龃龉和误会，中国现有的少数民族政策从一开始就进入一种误区，它很少成为一种具有定义和塑造功能的美美与共智慧方略，而是基于力量对比和社会情境变化的民族较量的策略设计和效果微调。

周博士/院长的论述似乎有点偏颇，他是香港人，或许与我们内地人存在隔阂，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
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在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一些，政府帮助他们向向先进方向靠拢，如同我们国家从弱国向强国迈进一样，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我们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建设，周博士可能又要说，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不关心。我们要让全国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不发展那里的经济，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