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湖南思考和发声：一名新华社记者眼中的湖南崛起

2013年06月01日 15:43:16 　来源： 湘声报   记者：刘敏婕   

    “当一名职业记者，就像被天神惩罚的西西弗斯一样，他每天把巨石从山脚推到山顶，接着巨石滚下来，然后又开始推，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记者每天推的石头，就是线索、稿子、采用，周而复始。所以说，持续当记者，需要很大的定力。”——段羡菊
    作为新华社常驻湖南近20年的高级记者、新华社湖南分社常务副总编，段羡菊在湖南媒体界和地方政界早已声名远播。2011年湖南两会期间的一篇“万言书”，更令他的名字为众多湖南有识之士所知晓。
    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洞庭湖区深入采访后推出的“三农”问题系列报道，和同时代许多优秀报道一起，对湖南乃至中国的“三农”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10年前，他带队写出近4万字《来自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和宁乡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报告》，第一次提出中部县域经济“长沙四小龙”概念。报告直陈“县域经济将是湖南强省之希望”、“优势地区应优先发展”战略建议，推动了湖南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
    2011年初，1万3千余字的《走浙江看广西想湖南：新华社记者湖南万言报告》最早发表于新华网，很快被红网等多家网站转发置顶。
    “很多年没有看见如此大气磅礴的文章了!”“切中要害，直指湖南发展硬伤!”“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正逢湖南两会，段羡菊的“万言书”在代表、委员间引起热议，并迅速传至三湘大地，网页点击量一时创下纪录。
    凭借对湖南的多年关注和思考，段羡菊最近出版了新书《富强湖南靠什么——一名新华社记者眼中的大省崛起》，加上之前的《后发赶超凭什么——中国县域发展样本宁乡启示录》和《应对舆论做什么——新媒体时代舆论对策36篇》，他完成了自己的“湖南发展三部曲”。
    湘声报记者近日专访段羡菊，倾听“一名新华社记者眼中的湖南崛起”。

为农民说话    办公室的一个书柜装满了三层上百个采访本，书脊上题着采访日期和主题，如“1996.6.7 袁隆平”。段羡菊随手抽出几本，边翻边回忆当时的采访情景，“不勤于采写，不善于积累，是很难写出有深度、有价值的报道，现在我写东西还能翻出当年的笔记作对比。”
    1995年，从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段羡菊进入新华社湖南分社，最初在长沙记者站，1998年调入农村采访部。2006年国家全面废止农业税前的十几年间，正是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突出、农业政策不断调整的时期，农业大省湖南所面临的情况尤其典型。段羡菊奔走乡间田野，发表了大量“三农”报道，其中令他最有成就感的是2003年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调查。
    这一年，新华社河南分社知名记者刘健和段羡菊受命组成小分队开展调研。当时中国粮食多年丰产，民众普遍认为粮食供大于求。他俩不顾非典肆虐，纵横国内多个粮食产、销大省，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中国有可能即将进入粮食供求形势变化的重大拐点期。这组极富前瞻性的“三农”问题调查报道引发重大反响，当年下半年，国内粮食市场出现罕见波动。次年年初，新世纪首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强力扶持粮食生产。

    跟踪观察湖南发展
    “曾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风云一时的湖南，能否突破思想观念与体制机制的束缚，复兴当年的荣光，建设幸福、强盛之省?”段羡菊探讨湖南发展的报道，与学界、文化界的很多作品风格迥然不然，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扑面而来，字里行间充满对湖南的深厚情愫与建设性思考。
    1999年1月8日，宁乡道林镇农民准备在镇政府召开“万人减负反贪大会”，引发激烈干群冲突，酿成令人震惊的“道林事件”。段羡菊受分社指派赶到现场采访，看到全县35个乡镇一度有21个成立农民减负组织，干群关系势成水火，县里财政困难，教师和机关干部发不出工资，不禁为这片土地忧心忡忡——宁乡当何去何从?
    两年后他再至宁乡，当看到这个像烂摊子一样糟糕的县正趋于稳定、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上访大幅减少时，他倍感惊讶。此后他有意识地每隔一段时间重访宁乡，记录、总结、推介该县在招商引资、产业培育、土地集约、计生管理、干部选拔等方面的改革创新，10余年追踪下来，宁乡已经跃居湖南乃至中部发展强县。
    “狼道”是段羡菊对宁乡崛起经验的总结，他习惯把宁乡称为“狼宁乡”：“十年来，宁乡县的干部群众卧薪尝胆谋求县域发展，像狼一样坚持不懈、团结协作、快速奔跑，只要看准一个好项目，就会像狼一样把它抢过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狼’的精神特质成就了宁乡县域发展的繁荣景象。”
    10余年研究成果凝结成著作《后发赶超凭什么——中国县域发展样本宁乡启示录》，上榜广西新华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湖北松滋、四川青神等外省不少县市纷纷组织学习。湖南的娄底、资兴、澧县、湘潭县、湘乡等众多市、县更是把它作为党组织中心组学习、激发干事创业激情的首选之书。
    在段羡菊看来，一个地方的发展需要多元群体来共同推动：官员、企业家、平民、学者也包括新闻记者，因此他精心选择了十余篇人物报道收入新书：电视湘军灵魂人物、工程机械创业英雄、满怀理想的乡镇书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草根干部”、网上议政的八旬老翁、屡与政府较真的“嘉禾三李”……

坚守做“社会的瞭望者”
    段羡菊用“心无旁骛”来形容自己多年来的职业状态，从事三农报道更一度“走火入魔”，不分白天黑夜地调研和写作。当年一起入新华社或者新闻界的不少同事、同行已跳槽或转行，但他却越来越觉得记者是非常适合自己的职业，一直坚守做“社会的瞭望者”：“这个职业能对社会发展尽自己的微小力量，尤其在新华社这个平台，可以有很多机会为民众说话，为国家大事提供参考。”
    段羡菊庆幸自己赶上了三农报道与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下地方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没有懒惰，多少产生了一些可资地方发展借鉴、推动地方发展的成果，为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献出一点力量。“六经责我开生面”，他以王船山先生联语自勉：“既然时代赐予我这样珍贵的采访机遇，我就应该有职责写下来并且传播出去。”

对话段羡菊
    “湖南的变化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湘声报：作为一个观察者，你认为湖南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段羡菊：大学毕业在湖南当记者18年来，湖南的变化超出了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想象。过去的湖南在外界就是个鱼米之乡，种粮养猪的一个省，如今在工程机械、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等方面都有领先优势，摆脱了农业省的传统形象。而标志性的转折点就在于工程机械产业的崛起，尤其是中联和三一横空出世之后，给了湖南人发展工业的经验和信心，带动了湖南省的整体发展。
    湘声报：湖南目前GDP总量进入全国前十，然而人均经济总量、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排名却比较靠后，以你的观察，目前湖南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段羡菊：湖南处于中国目前发展最快、竞争最激烈的中部地区，据调查预测，中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黄金期是5到10年，如果湖南错过了这次机遇，要追上就可能难上加难。要实现今年省决策层提出实干兴湘、以项目建设论英雄等理念，我认为最迫切的是进一步选贤任能，如果通过制度创新，把那些敢于担当、富有行政经验的人选任出来，请那些不想干事、干不成事的人让位，湖南发展就有了最坚实的人才基础。此外，还特别需要加速解决发展环境的问题，如何降低在湖南投资创业以及安居乐业的综合环境成本，也是湖南当务之急。
    湘声报：湖南一些市县邀请你去作地方发展讲座，他们最想听的是什么?
    段羡菊：相比于我去过的国内很多省份，湖南很多地方政府不甘落后、发展经济的意愿特别强烈，他们很想通过我了解省内外后发赶超的动向和典型，尤其是我对宁乡的追踪研究成果令他们很感兴趣。这个就在湖南身边，起步前县情类似、曾经麻烦一大堆的县，如今作为一个由弱正强的成功样本，可以给他们提供借鉴，振奋精神，激发信心。
    湘声报：“郡县治，天下安。”你和湖南市县级官员多有接触，你觉得他们有何特点?与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同级官员相比有何不足?
    段羡菊：我心中的湖南官员分成两类，有一部分官员敢于担当，为地方谋发展和为百姓谋福利的责任心很强，也很善于整合各种资源，换句话说就是想干事、能干成事、干成了事;同时也有部分官员无所追求，但求无过，浑浑噩噩，不想干事、干不成事。所以在湖南14个市州里，过去我明显感受很多地方发展经济的劲头特别足，所辖各县、市、区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发展氛围，而也有地方却是气氛沉闷，所在一些县、市、区好像在演发展的哑剧一样，横比可说发展停滞，等靠要。
    我去过沿海很多地方，如温州、佛山、江阴等地，他们培育产业的经验、转变职能的探索和招商引资的能力值得我们借鉴。但我觉得，湖南和沿海的经济发展环境不完全一样，在湖南这样的中部地区要发展经济，从某种角度来说，比沿海地区要有更多智慧、付出更多努力，就比如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更多还是靠外部力量和政策机遇，并非湖南这样的内生型发展。
    如果拿我印象中湖南的优秀官员跟沿海PK的话，我认为湖南官员并不弱，甚至解决矛盾的能力、干工作的劲头可能更强。沿海好像重点中学的学生一样，条件好、老师好，自然学习成绩好，我们中部地区就是在普通中学读书，但区域竞争就像高考线是一个标准，普通中学要赶上重点中学无异要付出更多。
    湘声报：你采访过许多湖南代表人物，自己最欣赏的是谁?
    段羡菊：收录在书中的魏文彬、詹纯新、向文波等人，都是我很认同和欣赏的，不仅有能力，而且有个性。但就带给我的心灵冲击而言，一些普通百姓可能大于很多成功人士。“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条件这么差、地位这么低，依然忧国忧民、打抱不平，还想着改变社会，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吗?
    报道应“不增其美，不益其恶”
    湘声报：记者如果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会否影响报道的客观性?
    段羡菊：我对每个地方都感兴趣，但真正去调研的地方并不多，打交道的地方政府比很多同行少多了。我不喜欢跑马观花式的调研，而是选择有样本意义的少数地方长期跟踪观察。因此，我用十几年时间跟踪宁乡县的逆转，跟踪“长沙四小龙”的成长，跟踪湖南全省的宏观发展。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研究的样本就那么几个村，比如吴江的“江村”，还有云南“三村”。
    至于客观，是新闻乃至一切工作的基本立场，与地方政府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同时保持独立、审慎的立场去研究当地的发展，不增其美，不益其恶，我认为对于记者而言是可以且应该做到的。
    湘声报：有人评价中国的时政报道 “会议多，精品少”，大部分时政报道只有一天生命，有深度、有思想的作品并不多见。你对此有何体会和经验?
    段羡菊：会议确实是记者的陷阱，因为有的会议对报道条条框框设定的比较多，如果长期跑会，记者很容易被锁在庙堂、远离江湖。但不能否认，很多会议信息量大、蕴藏丰富的新闻资源，非但不是陷阱，反而是富矿。即使是时政会议，你也可以争取突破，抓住一些生动活泼的新闻。我参加工作不久时，长沙市举行财税会议，按惯例很难发稿，我却用心采访连发了三条报道，令市政府的人颇感意外。
    现在不少记者跑会，不待会开完，拿个资料就走，或者只满足于编个材料，完成规定的几百字硬梆梆的消息，这怎么会有长进?如果时间足够，我采访时愿意坐会，尤其愿意参加分组讨论会，因为往往能够得到一些新鲜真实的情况。如果你用心了，主动去多认识人、多提问，或许发不了更多报道，但也能积累人脉，学习知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湘声报：4月份美国职业研究网站公布了2013最佳职业榜单，在200份职业中排名垫底的是报社记者，位于伐木工人之后。而中国记者经常自嘲为“新闻民工”，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影响到一些年轻记者的积极性，你对此有何看法?
    段羡菊：自嘲“新闻民工”的记者确实不在少数，这个职业在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挑战，不仅在于工作节奏快，精力、智力过度消耗，而且要面对互联网抢“饭碗”。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可以在互联网的公共平台上发布信息、表明立场、评点江山，事实上都成了“自媒体”、“自记者”，使得记者过去不可替代的职业优势大打折扣。
    我并不认为互联网会把记者变成夕阳职业，但确信它会将记者逼入破釜沉舟、提升职业水准的境地。与以前相比，记者应该更富有职业理想，提供的新闻应该更快、更真实、更专业、更权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记者对自己的职业门槛评分，以前的及格线是60分，现在或许必须上升到80分甚至更高。

    视点
    ■ 今天的湖南，当然不是没有地理优势，如果说广西强于海运，湖南则强于陆运。
    京广铁路、京珠高速这两条中国交通大动脉穿越三湘，武广高铁和未来的沪昆高铁将交会于此。2008年那场冰冻，温家宝总理两次来湖南督查。正是这场冰冻，使全国人民明白了湖南陆路交通的重要性，湖南不通，南北不通，甚至可说全国不通。不过，如果把这些大动脉上涌动的人流、货物流比作水，那么，湖南更多像一截过水通道，自身受益并不太多。
    站在北部湾的大海边上，听到阵阵涛声，看到千帆竞发般的发展态势，记者深深感受，湖南人不能不对自己的地理区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不没有追兵在后的危机感与紧迫感!
    ■ 国家把“两型社会”的任务交给长株潭试验区，省委、省政府也越来越明晰扣住这个发展战略，最近进一步明确为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带动“两型”建设，湖南发展的路子舍此别无他途!
    “两型”试验探索既是为了完成国家使命，也是湖南自身绝不可轻视的挑战!
    ■ 特别值得点出的是，公民是现代社会的主体。一个正常社会的人才，不仅学历高、懂科技，还应该维护自己权益、关注公共事务，这样才能够推动法制、透明、廉洁政府的建设，实现官与民的良性互动。
    回首以往，近代以来湖南之所以出了这么多英雄豪杰，之所以二十世纪初相当长时间各项发展领全国之先，革命、抗战在全国出力很大，除了时势所造，根本原因就在于湖南人身上形成了这种慷慨激昂、“心忧天下”的公民特质!
    ……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光荣属于过去，梦想要靠努力。
    今日湖南，如何真正重用人才，造就昌盛局面，证明这副对联并非仅是历史的回声呢?!
    ■ 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湖南，是幸福之省。政府的职责，不仅仅是促进经济数据的上升，财税总量的增长。一套促进社会幸福增长的体制，就是合理、合乎人性的制度。
    ■ 湖南地图被人比之为人头，长株潭城市群处于大脑中枢，湘西则如同脸面。如今，武陵山区扶贫开发进入热潮后，湘西的发展快慢，不仅攸关自身，事实上也关系湖南的“面子”。如果不全力发展、迎头赶上，湘西是否成为湖南一块可能会塌陷的板块呢?
    ■ 我认为首先一定要发挥湖南的比较优势去开发项目。其次是结合湖南的优势产业，进行产业链招商。产业链越长，越有竞争力。
    ■从发展的角度而言，湖南人还有更多的盼望，盼望有江浙一样生气勃勃的“草根经济”，盼望有以创业为荣且成本很低的创业氛围，盼望有透明、高效、廉洁的政府，盼望有充分社会保障与幸福感的社会环境，盼望有更多以国富民强为使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公民精英……
    ■ 对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虽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立竿见影，但对于一个地方人民自信力的形成、地方凝聚力的形成，“功在长远，功不可没”，理应是“科学发展”中的执政之重。
    ——摘自《富强湖南靠什么—— 一名新华社记者眼中的大省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