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大陆南极战略棋局

图：中山站卸货

中国作为参与南极事务仅30年的后来者，在低调追赶别人脚步的过程中，一路跌跌撞撞但又设计精心，讲求从长计议又时而疾走偏锋。
“这是长城站，它坐落在南极圈以外的小岛上；这是中山站，它坐落在南极大陆；这是罗斯海，是我们将要建的第5个南极考察站。”中国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曲探宙指着办公室墙上的南极洲地图，所指之处恰好形成一个正三角，“这样我们就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都有布局”。

多年来，世界各国以南极为盘，围棋而坐，进行一场既在探索未知，又交织着竞争的博弈。南极洲，这块地球上唯一一块还没有领土主权的大陆，如今各国国旗在其陆缘以及陆中心款款飘扬。

中国作为参与南极事务的后来者，30年来在低调追赶别人脚步的过程中，一路跌跌撞撞但又设计精心，讲求从长计议又时而疾走偏锋。如中国海洋大学学者郭培清所言，“中国在南极大陆的探索就像是在下棋，重要的是在全球的游戏中寻找一个位置。我们不知道游戏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有一个立足点非常重要。”

南极考察不仅是一项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的工作，也是全方位展示国家综合实力的政治舞台。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南极地区的每一步落子，都会引来全球的关注；在深入剖析中国的动作时，则像切开一块诱人的“蛋糕”，其背后的切面，反映出复杂纠葛的国际竞争。

一箭多雕
曲探宙曾多次赴南北极前线考察，对中国在极地的发展步调和设想了如执掌。他兴致勃勃地解释说，“由于中山站周围的地理条件不适合向海洋方向发展科研，更适合向南极内陆延伸，所以将来第5个南极考察站，选址在高纬度的罗斯海一带，而且这附近有美国、意大利、韩国等考察站，方便展开国际合作和救助。”


虽然根据中方的计划，新的考察站仅完成2次地址勘探工作，可能在明年投入建设，但种种风声早已引起外界关注。早在2013年11月，英国《经济学人》就报道称，中国还没有建成第4个科考站，就已经开始了第5个科考站的选址勘探工作。“如果第5个站在2014年建成，那么中国将很快赶上像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距离美国和英国的考察站数目也只有一步之遥。”

据官方《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第5个科考站“罗斯海”的初步选址在南极维多利亚地，这是一个半岛上的平地区域，站址区域与山梁相接处长年积雪，附近有3个长年积水的淡水湖泊。在附近海岸上，还有一个带状约1公里长的阿德利企鹅聚居地。

不过，秉承中国在南极考察的一贯风格，每一步落子都考虑长远，力图一箭多雕。除了满足正常的科考工作条件外，极地科学家王自磐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该地区的另一大优势是具有建设冰上机场的条件。“中国将在南极建航空网，并与国际航空网接轨。在中山站邻近的冰盖区，中国正和俄罗斯合作进一步改善冰上机场设施建设，而罗斯海西岸区域局部地段具备建设冰上机场的条件，这将为我们打造南极航空网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今年2月8日建成的中国第4个南极考察站泰山站，是以中山站为依托，进一步夯实中国向南极内陆挺进的重要一步。“泰山站位于第2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1989年建成）与第3个昆仑站（2009年建成）之间，这样可以更好地对夏季站昆仑站进行补给，促使后者尽快成为除长城站和中山站外的第三个长年站。”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张侠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夏季站与长年站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可以提供科考人员越冬的物资和考察条件。

泰山站亦扮演着多重角色。一是该地夏季海冰会融化，适合破冰船抵达大陆边缘进行补给和人员轮换，也适合进行较大规模的野外调查；二是该地区地势平坦开阔，冰面光洁，雪层密度较高，易于建站及运行维护；三是距离中山站约520公里，距离昆仑站715公里，距离格罗夫山85公里，可以为中山站通往昆仑站、格罗夫山、埃默里冰架区域考察提供中继支撑、应急保障以及航空地面支撑；四是该地是进行地质、冰川、测绘、大气(气象)、地磁、卫星遥感等科学考察工作的理想位置。

步步为营
极地考察站的选址和建立，是一个国家极地考察实力的象征，也是国际话语权的标志之一。作为一个于上世纪80年代才进入南极地区的国家，中国在参与南极事务的过程中，前进的每一步都有着决定性意义。

1984年，中国在南极地区首次建立了第一个考察站——长城站。该举措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参与南极事务的话语权。据前南极科考队员郭琨回忆，1983年6月8日，中国加入《南极条约》，成为其缔约国。而在当年9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和进入议程表决时，以观察员参会的郭琨等人就会收到会议主席的通知：缔约国请到会议厅外面喝咖啡。而且，“事后连表决结果也不通告。”

长城站的建立，将中国从边缘拉到了核心位置——1985年10月7日，中国被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从此拥有南极事务的发言权和否决权。次年，中国被接纳为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的正式成员国。1989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继续南下，在南极洲的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建立中国第二个考察站——中山站。

通过仔细观察，张侠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各国在南极出现了集中建站的高潮。“这源于当时即将对《南极条约》进行修改。”

为了赶在条约修改之前获得更大的南极事务发言权，中国顾不了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选择这步大胆而激进的“险招”。

“与长城站不同，中山站需要登陆南极洲大陆。在不断靠近目的地时，南极大陆周围长达20公里的陆缘冰横在我们中间。”作为“雪龙”号之前的中国南极考察船“极地”号船长，魏文良当年面对一望无际的坚硬海冰，知道这一段区域“极地”号恐怕过不去。

更糟糕的是，由于后来遭遇特大雪崩，“极地”号被困7天之久，队员不得不被迫弃船，求助于附近的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考察站。经历一系列生死考验后，中山站还是按照原计划于1989年2月完成建设。

“1996年开始，中国南极考察队就从中山站向南极大陆内部不断探索。”据一名不具名的“老南极”介绍，2007-200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提出了PANDA计划（即考察北起普里兹湾海域、南至南极冰盖最高点Dome-A、沿断面涵盖了东南极冰盖最大的冰流系统、南极第三大冰架、南大洋冰水团的重要生成区等关键区域）。最终在2009年，中方在南极大陆4000多米的最高点Dome-A地区建立了昆仑站。

“中国是首个在南极内陆建立考察站的发展中国家。”曲探宙指着南极地图中心的位置，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昆仑站的建立，让许多发达国家都表示出与中国合作的兴趣。这个位置，对于冰芯钻取和高空大气物理的研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明争暗斗
“南极圈”曾流传着一种说法，从科学考察和极地活动话语权的角度看，南极地区有4个必争之点：极点、冰点、磁点和最高点。前三个分别由美国、法国和苏联/俄罗斯占据，中国则抢到了第四个点。

在诸多大陆学者眼中，《南极条约》是一个富人俱乐部，中国目前只是一个二等舱的客人。显而易见的是，南极各地的叫法，例如维多利亚地、伊丽莎白女王地、Dome-A等——这些名字不仅让中国极地科考队员叫起来拗口，也让中方渴望了解南极的外部人士却步三分。

“虽然中国的考察站越建越多、科研投入越来越大，但是真正的科研成果和南极事务影响力离美国、俄罗斯等强国还有一定差距。在资金投入和技术积累两方面，中国的力量仍然很薄弱。”一名南极领域的内部人士评价道：“要知道，美、俄都有能跑南极的大型运输机、专业破冰船、直升机等设备，中国只能靠对外采购。”

早在上世纪上半叶，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新西兰、挪威等国就已入驻南极大陆（按考察站数量，前七国又被外界称为“七国集团”），并在此安营扎寨。上世纪50年代，上述国家以测绘地图、插国旗、竖立标牌、遗留站址等不同形式宣称过对南极的领土主权，一度竞争残酷。据了解，早期探索南极的国家之间领土纠纷不断，例如美国与苏联，英国与阿根廷，阿根廷与智利，英国、阿根廷以及智利三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以及挪威四国均出现过纷争。

1961年，在美国、苏联等国的倡议下，《南极条约》生效，其管辖范围为南纬60度以南地区，包括南太平洋、南大西洋、南印度洋、南极大陆和岛屿，总面积约为5200万平方公里，其中南极大陆及其周边岛屿面积为1400万平方公里，南大洋面积为3800万平方公里。更重要的是，该条约“冻结”了南极洲的领土主权问题——其第四条规定，在本条约有效期期间（30年），对已有的南极洲领土主权和主权要求依据不予否认，不得提出新的领土主权要求或扩大现有的领土主权要求。

“对南极的竞争像是一场跑步比赛，有人在前，有人在后。当《南极条约》签订的时候，就像裁判突然喊停，然后大家都停下，如果仍以冲线为目标，那么客观上来说，有人在你前面，有人在你后面。”张侠用此比喻条约的意义。1991年，面对《南极条约》是否需要修改的问题，成员国没有提出意见，于是延续至今。“目前条约中关于领土主权方面所规定的有效期，可以理解为无限期。”

然而，在中国第30次南极考察领队刘顺林看来，虽然《南极条约》暂时冻结了对南极的领土主张，意味着南极领土、领海主权以及大陆架管辖权归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现实情况是，各国都在加强在南极地区的实质存在。

2012年12月，英国重新对争议领土伊丽莎白女王地进行命名，立刻引发阿根廷的抗议，并将此形容为“过时的帝国主义野心”。

按照各国建立考察站数量和选址的情况，如今中国与此前的“七国集团”并称为南极的“八国集团”。但由于中国在加入《南极条约》时遵从冻结领土要求的规定，因此面对各国关于领土的动作已习以为常。大陆官方每每对外谈及对领土纠纷的态度时，惯以《南极条约》的规定为准，并重申当年邓小平的题词——“（中国）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在国际会议上，中国也甚少对此进行直接表态，正如其在国际社会一贯强调的那样，“中国的兴趣在于未来”。

盯紧资源
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对此没有戒心。多位受访的极地考察工作人员都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每个国家步入南极都有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

根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编纂的《南极洲领土主权与资源权属问题研究》一书，中国在南极地区的主张涵盖七个方面内容，既表达了中国希望在南极事务中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发言权的意图，也表现出中国对南极资源存在诉求。

从7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先后召开了一系列针对南极矿产资源问题的特别协商会议，并于1988年6月2日签署了《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但由于受到全球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巨大压力，该公约始终未能生效。

世界各国对南极资源的探测也如火如荼。例如，澳大利亚从80年代就由其矿产资源局负责专门组织了对普里兹湾海盆的海洋地址、地磁、地震和水深探测量等多学科调查，查明该海盆的地址构造和沉积层厚度。
虽然《南极条约》附加的《议定书》于1998年正式生效，规定50年内（即到2048年）成员国不可在南极进行矿源活动。但各国对南极矿产资源的渴望从未停歇，并为此暗暗准备。

1998年，日本油气组织曾派船前往普利兹湾进行过油气资源调查。中国此次建立第5个考察站的罗斯海地区，也曾探测到丰富的矿产资源。“等到了2048年，南极洲的政治前景、矿产资源的归属与分配、开发与管理与环境保护等诸多议题又会炸开锅。”一名内部人士说。

未来一段时期，极地活动仍将以科学考察为主要特征，关于极地权益的争夺将贯穿考察活动的始终。一位前南极科考队员认为，一方面，极地考察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另一方面，谋取国家权益也是各国积极参与极地考察的出发点之一，是当今各海洋强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几年，像中国一样，作为后来者的印度和韩国也加大了对南极的投入。2014年2月，韩国在南极特拉诺瓦湾完成了其第2个考察站Jang Bogo，其自主建造的新破冰船也将服役；印度第三个考察站巴拉蒂（Bharati）于2012年建立，目前还未完全投入使用，一旦工作完成，印度将成为在南极圈内拥有多功能考察站的9个国家之一。此外，印度还在建造第一艘自己的破冰船，以取代目前从俄罗斯租用的破冰船。

未知摸索
值得注意的是，激烈的南极竞争更像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共识，外界乃至极地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对各国进行具体活动的细节却不甚了解。撰写《中国极地战略》一书的美国学者安妮·布兰迪就曾表示，“南极治理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对各国在南极真正做什么的考察。”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华薇娜曾经牵头对该话题做过调研，并于2012年出版了《南极条约协商国南极活动能力调研统计报告》，报告显示了各国考察站（包括长年站和夏季站）以及其可容纳的人员数量、考察船和飞机的数量是最容易搜集以及最公开的内容，但仍然只能体现部分有效信息。

据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COMNAP）统计，南纬60度以南，有28个国家运行着70多个考察站，其中47个站是越冬考察站（目前有26个在运行），为20个国家所拥有。其中拥有一个以上越冬站的国家有8个，也是上文提到的“八国集团”（美国、俄罗斯、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法国、英国、中国）。

在资金投入方面，各个国家的公开程度参差不齐，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可查到的资金投入最多——近3年来，美国约3.5亿美元，英国约0.7亿美元，澳大利亚和瑞典约1亿美元。其他国家大多没有公布或仅在几年中有公布记录。

《经济学人》2013年11月报道称，中国在南极方面的资金投入由20年前的2000万美元/年，上升到5500万美元/年。但中国官方从未公开过相关数据。“此前有消息称，中国的投入在1亿-2亿元左右，但这个数目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呢？不好说。”一位接触中国极地事务的内部人士不愿多说。据其解释，中国官方不希望外界用资金投入去衡量中国在南极考察的实力，以此在国际上引起注意。

谈到具体的科考细节，各国公开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来自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网站国际南极共享数据库的资料显示，澳大利亚共享的科学数据集个数最多，平均每年2000个，其次为新西兰，平均每年1000个。而科学水平同样排在前列的美国、英国和中国分别约为600个、120个和170个，俄罗斯只有1-2个。据上述内部人士透露，在高空大气物理方面各国的数据共享程度很高，但涉及到地磁等与地质和矿产资源有关的信息，各国都讳莫若深。

在统计过各国的南极考察研究与观测项目数量、参加国际极地物理年项目研究数量、参加大型研究计划数量、发表论文数量、共享科学数据集个数等诸多因素后，多位从事科研工作的中方人员指出，“美国是南极活动能力最强的国家，其次是澳大利亚。”

据了解，目前中国在冰芯钻取、大气物理、陨石搜集、磷虾研究等领域活动丰富且收获颇多，在格罗夫山陨石富集区搜集的陨石总数已有1万余块，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还设立了南极环境调查专项，但在海洋观测方面却是短板。“中国的海洋观测每年都是热热闹闹出去，但实际作业时间很短。每年出去一次，可能只考察一天甚至几个小时。”据张侠考证，1984年到2009年这25年间，中国南极考察三代极地船在海上调查的时间一共仅200多天，还不如同期美国一条船一年的海上调查时间。

对于该现象，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海洋学研究室主任何剑锋回应说，一方面是受“雪龙”号不能兼顾科考与运输的负重所限；另一方面，相比发达国家，自2012年建立第5个南极考察站开始，中国在南极科考的精力才由陆地转向海洋，“这与中国关注其大陆和周边海洋战略的步调是一致的”。

面对眼前中国南极科考的重心仍在完善其陆地科考站的举动，何剑锋有些焦急，“三点一线式的南极大陆布局已经足够，下一步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海洋调查上”。
记者／王衍  （实习生孟素羽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5期 总第5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