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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蓼湄的书香里 袁昕
一 高沙，湘西南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小镇。这里从汉代开始就有先民聚集居住，以后不断扩大，至清代变得热闹繁华，成了湘西南一带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地。木材、竹制品、瓷器、烟酒以及一些近代工业品从四方八面汇聚到这里，稻米、茶叶、豆子、牲猪等等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各地，街市上一年到头熙熙攘攘。到了清代中叶，高沙更是声名远播，有“小南京”的美誉。 资江上游的一条支流——蓼水——从这里不慢不紧地流过，河中多优质细沙，“高沙”之名大抵由此而来。又因蓼水的缘故，人们喜欢用“蓼湄”这一更具诗意的名字来代称高沙。高沙的地貌以丘陵为主，蓼水流经之处，在起伏的山峦间形成了较为开阔的冲积平地，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民勤劳朴实。 高沙，汉初属武冈县，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封景帝之孙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遂为都梁侯，高沙属都梁侯国之地，晋代至齐梁间属建兴县，唐代属武冈县，宋代属武冈军，元代属武冈路总管府，明清两代属武冈州，民国属武冈县。1952年，新中国设置洞口县，高沙属洞口县。 在清代，高沙在武冈州的地位仅次于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令武冈州同迁高沙市，设州同署，分管高沙等十二团和罗溪瑶里八团，颇有今天特区的意味。 由此可知，高沙被誉为“小南京”，不仅仅是农工贸易发达等经济上的原因，还有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因素。 二 高沙虽然较早地接受了文明的熏陶，但毕竟湘西南属偏远之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极为缓慢。千百年来，这里一直保持着较为古老的农业文化形态，教育模则是远古以来一直沿用的私塾制。私塾有天生的不足：规模小，教师少，设施简陋。只有富家才能延请塾师，大量贫民子弟无缘问学。 清代中叶，义塾兴起，高沙的文化教育有了质的飞跃。义塾的规模比私塾大很多，由地方人士捐资兴办，无论贫富，皆可免费入学。义塾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其日常开支主要靠学田出租收入维持，还可接受社会捐助。这样，一方面学校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可以更多地改善条件，可以更多地延请优秀教师；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贫民子弟可望有机会求学。 高沙的义塾，最著名的莫过于观澜书院了。观澜书院坐落在高沙市东边、过回澜桥往东三里地的云峰村，今天的观澜小学就建在其旧址之上，校内今天仍存有清代的老建筑。当年，回澜桥横跨蓼水，云峰塔矗立河干，观澜书院隔河相望，三者远近呼应，为“小南京”一胜景。 观澜书院创办于清代道光年间，首创人为高沙绅士袁敏。袁敏，字修吾，少年时接受私塾教育，不料其父袁直哉先生过世太早，袁敏不得不放弃学业去经营产业。他经营得很成功，成了高沙本地的巨富。袁敏的父亲袁直哉，也是一位痴情于学问、热心于教育的温厚长者，他可能没读过多少书，可他非常向往学问，非常尊敬读书人。据袁敏自己写的《观澜义学记》记载，其父临终前叮嘱他：“余生诸愿颇了，未了者，读书愿耳。余死，汝亦难于学。稍有遗业，汝善守之，其笃培汝子孙，抑毋第培汝子孙也。吾爱子孙贤而使之学，他人之心犹吾心，特力有能有不能耳。汝能成子孙之贤，而并能成他人子孙，而有以惬乎心理之同，则吾愿亦庶几了矣。此吾志也，汝其成之。”这是一段真诚朴实而又震撼人心的话！一个临终的长者，关心培养自己子孙之事，本不足为奇，令人钦佩的是，他还念念不忘要培养别人的子孙，念及穷苦人无力送子孙读书，嘱咐自己的儿子尽力帮助人家。我们无须在这位长者的头顶画上许多光环，孟子所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具体最纯真的诠释。袁敏说，这是他创办观澜书院的一个原动力。 嘉庆十三年（1808）冬，袁敏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结文昌社，相互问学，相互指正。文昌社虽然只是一个沙龙性质的文化教育社团，但在高沙一隅，对传统的私塾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突破。袁敏的愿望不止在此，他有更大的计划。 道光二年（1822），袁敏带头捐出家产，兴办观澜义学。他捐出肥沃的水田一百六十二亩多。他的义举得到了高沙本地许多人的支持，据光绪重修《武冈州志·学校志》记载，高沙本地的袁姓、曾姓、李姓、张姓、杨姓、蒋姓二十一家共捐献水田一百五十七亩多。武冈州州同徐保龄捐款二百四十七千文。袁敏及其同仁又用文昌社的款项与各家所捐田产出租收入为观澜义学购买相当数量的田产，并专门设置“赡士田”，即专门用于赡养义塾教员的田产。从道光二年（1822）袁敏带头捐田开始，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后来享誉一方的观澜义学在袁敏与诸多父老乡亲的合力运作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天落成了，高沙本地人喜欢称之为“观澜书院”。云峰巍巍，蓼水潺潺，一百多年过去了，观澜书院已非当年模样，可它的首创者袁敏的手书楹联“千重山势撑文笔；一派川流见道心”仍然熠熠生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蓼湄学子。 青云，一个美丽而令人发奋的名字，它也记载了高沙先辈们捐资办学的义举。李德祠，一个普通的高沙人，半生经营，有了产业，却以平生无缘读书而遗憾。至年老时，李德祠不把田产留给他自己的子孙后代，而是捐出来，用以办学。同治三年（1864），李德祠与另一个热心兴学的高沙人陶士源一起创办了青云义塾。青云义塾坐落在高沙市南面，过太平桥往南一里地即到，其规模虽不及观澜，但在高沙也是影响深远的义塾。当年的青云义塾旧址今天是高沙镇青云小学，校内还有一栋清代同治三年的老校舍。 清末新学兴起，高沙人不甘落后。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钟奇、袁朴（文纯）、曾贞丞（梦吉）、杨京华四人主持，创办了高沙民立两等小学堂，这是高沙第一所新式学堂，民国十四年（1925）增办初中，改称蓼湄初级中学，民国三十二年（1943）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增办高中，成为当时湘西南地区屈指可数的几所完全中学之一，改称蓼湄中学。蓼湄中学是高沙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学校。 宣统三年（1911），高沙奇女子李玉莹创办清德女子学校，这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民国三十七年（1948），李金轩夫妇筹办，柳森连赞助，创办了湖南省贫儿院高沙分院，收容孤儿达一百馀人。这是一个兼有孤儿院与幼儿园性质的教育机构，实开当地幼儿教育之先河。 三 据光绪重修《武冈州志·学校志》记载，清代中叶，“武冈州学廪生三十人，增生三十人，三年两贡，岁科两试，每试入学，附生二十人，新生三人。”廪生、增生、附生，都属生员，俗称秀才。当年武冈州的地域，据光绪《武冈州志·疆域志》记载，“武冈之地，西接绥宁，北接黔阳、溆浦，东接邵阳、东安，南接新宁，西南接城步。”包括今天的武冈市、洞口县全部和隆回、邵阳、新宁、绥宁、城步五个县之一部分。如此宽广的地方，只有各类生员名额区区八十馀名，可以想见当时科举进阶是如何之艰难。 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当年武冈州的读书人之中有多少是高沙的，依据史料基本可以证实，高沙是武冈州文化较为发达的地方。从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文献《武冈州志》、《都梁文钞》可知，清代中叶以后，高沙称得上人文蔚起。我们可以罗列一大串高沙本地文化名流的芳名。 曾家模，高沙马鞍石人，嘉庆八年（1803）岁贡，平生专心学术，著作近六十卷，文献记载的有《仪礼先易》八卷、《春秋经义说约》十八卷、《古今图考》一卷、《春秋述朱》四卷、《左转塾钞》十四卷。宝庆知府柳迈祖亲为《春秋述朱》作序，称其书“集朱子之成，足以羽翼圣经”，评价甚高。曾家模晚年双目失明，还口授其幼子修订《士虞礼补注述》一书。曾家模一生清贫，其所著述，只有《春秋述朱》一书得以刊行，其馀均未能付梓，今已湮没无闻，殊为痛惜！ 曾泗源，廪生。道光年间，宝庆知府黄宅中主修《宝庆府志》，命其充当武冈西路采访。曾泗源恪尽职守，考订名物，稽查史实，称为精到。曾泗源还精研教育制度，当年，高沙观澜书院落成，书院校规，多出于他的手笔。 曾绍郕，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惜英年早逝，遗著多无传，光绪《武冈州志·艺文志》收录其所作《观澜义学序》一篇，立论恢弘，叙事简约。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其文采之一斑。 萧鸿钧，道光时廪生，著《蓼洲诗钞》，其中脍炙人口的，莫过于《高沙竹枝词》十六首和《武冈竹枝词》十九首，写景状物，形象鲜明，表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李钟奇，光绪初赴直隶省应乡试，高中南元，宦游不久即回家乡办实业，兴教育。满清制度，南人可以参加直隶省乡试，但文章再好也不能中解元，其解元必为满族人，汉人中第一名只称南元。 刘以敬，以绘画闻名晚晴至民国时期，吴佩孚十分推重他，任命为湖广巡阅使。因绘画水平超凡而跻身政界，其例在近世似乎不多见。 袁朴，字文纯，高沙愚山冲人，清末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在长沙等地短暂任教，即回到家乡，参与创办蓼湄中学。袁朴善于为文，著有《拙修室文钞》。 更令人称奇的是，清代中后期，高沙还出了两位品格非俗的女诗人，袁许氏和袁曾氏。袁许氏著《衡麓山诗草》一卷，袁曾氏著《香山使者诗草》一卷。光绪《武冈州志·艺文志》、《都梁文钞》等书都收录了二人的作品。 还有袁澍、曾毓锟、袁凤翔、袁子洙、刘铭鼎、刘泽林、刘百昭、曽贞丞、杨京华、曾沛霖等，或有文名，或重学术，或入政坛，在此不一一详述。 四 还有一些文化名流，他们并不出生在高沙，因为他们或长久或短暂地在高沙生活过，所以他们的音容笑貌也早已铭刻在高沙文化的丰碑上。 彭开祐，江苏松江人，康熙进士，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1696-1699）任武冈州知州。彭知州喜欢作诗，光绪《武冈州志·艺文志》和《都梁文钞》都收录其诗文。其中有《宿高沙市》一首，中间两联云：“长桥平贴水，密屋直排沙。肆列人居货，帘招酒办家。”让高沙当年的繁华定格在永恒的诗意。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晚晴名臣，其道德文章，自是宇内公认。道光十八年（1838），曾氏虚岁二十八，中进士，来到高沙，遍览高沙风物，为曾氏宗祠题写楹联。曾氏风流倜傥，文采飞扬，高沙人至今津津乐道。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清末著名的外交家。他的《高沙樟树歌》用古樟树的形象表现了高沙的古朴风韵和苍劲精神。 唐大圆，武冈州竹篙塘人，知名学者，曾留学日本，与章太炎、黄侃、太虚大师等学界精英交流密切，精研文学和佛家法相唯识学，历任中华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著述达二十多种。民国初年，唐大圆应好友袁朴之约在蓼湄学堂任国文教员，并与袁朴合编《中学国文》教材四卷。 五 高沙先辈学者为人，治学严谨，重道统而不囿藩篱，知矩彠而时有创见。 曾家模称得上高沙先辈学人的典范。他家境贫寒，好学不倦，一边开馆教授生徒，一边穷研经典，潜心著述，一生著述近六十卷。道光《宝庆府志·艺文略》、光绪《武冈州志·艺文志》均收录他的《<左传塾钞>序》一文，从中可见其治学精神之一斑。文中说：“而杜氏乃割传附经，按年分编，而事端错出，一事而首尾离决，学者反复诵习，莫能贯通。家模窃病之。因仿左氏原本，经自为经，更易杜氏编次，传自为传。不拘年分，事以类从，文以事属，始终本末，展卷了然。”文章批评杜预之失，叙述自己编排之法，可见其问学敢于冲破藩篱，自陈主见。 戊戌以后，新学渐兴，高沙学人亦顺世界潮流而进，兼学中西，用以服务桑梓，改造社会。李钟奇头顶清季南元的尊荣，但他的学问决非囿于科举八股。他从湖北、江苏等地购回铁制织布机三十馀台，创办高沙民生织布厂，改革了传统的织布业，大大提高了纺织生产力，为农耕文明长期统治的高沙带来了一丝近代工业文明的新风。其开创之功，永远不会磨灭！ 清季，高沙有一批读书人，有的已中秀才，有的还是童生，在社会变革的大浪潮来临之际，顺应潮流，摒弃科举，崇尚科学。他们或东渡日本，或西游欧陆，学习近代文明。如，袁济堂、袁朴兄弟留学日本，刘百昭兄妹留学德国。他们学成归国以后，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袁朴回国后，不久即回到家乡，参与创办新式学堂，用新式的教育理念管理学校，教育学生，在湘西南地区开新学风之先。袁朴任蓼湄学校校长期间，在蓼湄校内创办了高沙文化图书馆，自任馆长，还创办了高沙新文化剧团，演出现代话剧，即当时俗称的文明戏。中国古代的民间戏曲往往带有色情调笑的成分，现代话剧要严肃得多，所以当时称话剧为文明戏。办图书馆，演文明戏，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功在不朽！ 抗战时期，曾伯祥任蓼湄中学校长，将校内高沙文化图书馆藏书搬迁至回澜桥阁厅，开设对外借阅业务，此举深受民众欢迎。 勤于钻研，严于治学，又不忘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高沙前辈学人的品格堪称世代楷模。 六 新中国成立后，高沙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诸方面有目共睹。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高沙增添了许多耀眼的光环。2014高沙镇正式被评定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高沙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高沙本地各界人士，以及热爱高沙、关心高沙的各方人士，我们不妨再深入思考，鉴古知今，学以致用，尽自己之所能，如何更好地为高沙的明天描画构建。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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