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中国进入了高风险社会

兰州水污染，杭州因为垃圾焚烧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北京、昆明和乌鲁木齐的恐怖袭击，山东招远“全能神教”成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死无辜女子，马航MH370航班的神秘失联，越南的暴力排华事件……过去的半年，大概是30年来中国人最没有安全感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人们对水污染和群体性事件已经见怪不怪的话，恐怖分子和“全能神教”针对不特定人的大开杀戒，则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还记得吗，12年前很多中国人为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叫好，认定美国是罪有应得；至于邪教在偏执信念的驱使下滥杀无辜的行径，一些关心时事的中国人，也许会联想起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的事件，但肯定料想不到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中国。
这些始料不及、严重威胁人们安全感的事情的发生，预示着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对于为三餐奔波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原本以为只要不去惹事、不参加群体性事件、不招惹官府，人身安全大体还是有保障的。但发生在昆明火车站和招远麦当劳的事情，打破了这一迷思，预示着一个更为凶险和不安全时代的到来。以后，中国人除了要饱受房价、子女上学、食品安全等事情的困扰，还需要时时担心周围的一举一动，运气不好的话，一次出门就可能是永别。
当然，风险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避无可避的副产品：社会分工意味着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赖于其他人的职业道德感，而后者有时是靠不住的；科技进步带来了社会系统的复杂和脆弱，一个不起眼小零件的失灵，就可能导致一架飞机的坠毁或一列火车的脱轨；物质极大丰富之下，人们心灵的无助和彷徨却日甚一日，邪教和反社会行为于是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一些风险是没有办法完全预防的。
比如恐怖袭击，论者多集中于治疆政策的失效，却没有看到恐怖主义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从全世界来看，因为带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的意味，恐怖主义早已不仅仅是“弱者无奈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无辜，并从美国、中东蔓延到欧洲和非洲。今天的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避免恐怖主义的危害，这种现象很难完全用某一国政策失当来解释；再比如邪教和反社会行为。招远的事情固然骇人听闻，但在美国，以宗教名义敛财、非法禁锢、敲诈勒索等事情也时有发生，就连汤姆·克鲁斯等明星热捧的“科学教”也不例外。在备受推崇的北欧国家挪威，2011年也发生过布雷维克杀害77人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同样有公共政策之外、难以用理性去揣度的原因。
不过，一个危机四伏、人人自危的高风险社会，和一个有基本安全感保障的低风险社会，仍然不是同一回事。因此，风险难以完全避免，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无所作为。在中国，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主要原因仍然是政府施政不当、公平正义的缺失、高压维稳等主观因素。过去30多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成就了少数权贵精英和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也让相当多适应不了的人被拉了下来，沦为弱势群体。在现有的政治体系内，一方面这些人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如游行、请愿、罢工、结社等；另一方面，强势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实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有些强势利益集团甚至有能力“俘获”政府，使公共政策带有明显的利益偏向。

没有精神寄托的人民
这种不公平的状况，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逻辑下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弱势求告无门，往往会诉诸暴力，这就是个人恐怖主义；而他们一旦被别有用心的组织所拉拢和利用，形成组织化的力量，社会危害会更大。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则说明上述情况所带来的压力和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中国社会要开始集中为过去30年的政策失误和偏差买单了。吊诡的是，恰恰是因为弱势群体的“弱势”和自我保护能力的不足，他们就成了其他弱势群体成员发泄不满和滥杀无辜的对象和受害者，本该遭殃的权贵反而没事。因此，高风险社会从宏观看妨害社会稳定和执政党的权威，但具体受害的却是普通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安全感。

无论是恐怖分子还是邪教成员，看起来不可一世，无比强大，但从根本上看，他们同样都是被中国快速的发展脚步抛下的弱者，无人关心和理会，最后不得不通过刀斧和荒诞不经的学说，来获得虚幻的强大感和尊严。因此，要把中国社会的高风险降为低风险、预防高风险“爆煲”，最核心的一点是调整利益关系，给予弱势群体关怀和帮助，赋予他们权利。

最近几年中，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农村的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和农业税的取消，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低保和最低工资的设定，都是这方面广为人知的进步。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误和偶然因素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地赐予一些优惠政策、释放一些善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赋予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能切实有效加以使用的权利。近年来中国矿难频仍，背后并不仅仅是安全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监管问题，实际上是失衡的劳资关系，是矿主和某些地方政府的不正常关系。宗教问题的背后所隐含的失业、贫穷、信仰自由等因素，本质也是权利的问题。由此观之，要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赋予他们罢工和集团谈判的权利，要比直接规定最低工资是多少来得长远有效；要改善农民的困境，明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肯定也比简单的访贫问苦来得实在。
另外，从招远事件来看，高风险社会的形成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人们精神上无所归依、容易被异端邪说吸引和洗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精神危机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看看比尔·盖茨、巴菲特在干什么，再看看那些在拉斯维加斯一醉方休的中国“精英”、以及在洗脚屋中乐而忘返的“中产”，可以说，精神危机才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把统治合法性一股脑押宝在经济增长上，以为人民吃饱穿暖就会忘记政治和精神上的追求，就可以江山永固。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始终缺乏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这让中国在软实力竞争上始终处于下风；招远事件更说明了，没有精神寄托的人民，同样是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

发表于《联合早报》“中国观察”栏目，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