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曼德拉信仰此生的正义

【美国《时代》周刊12月19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 题：曼德拉(1918-2013)：缅怀自由偶像（作者该刊前执行主编理查德·施滕格尔）　　
纳尔逊·曼德拉在谈起自己的死亡时总是有些不安。这并不是因为他怕死或是对死有什么疑问，而是因为他知道人们想从他嘴里听到关于死亡的教诲，可他对此却毫无心得。他是一个可以完全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我曾经问过他如何看待自己会死这件事，那是一个早上，我们正在南非的边远地区、他的出生地特兰斯凯散步。他向四下里绿意盎然、静谧祥和的景色望了望，说了一些有关他将如何去见他的“先祖”的话。他后来说：“人们在这世上来了又走。我来了，等时候到了我也会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仅此而已。我一次都没有听他说起过上帝啊天堂啊或者任何有关来生的话。　　纳尔逊·曼德拉信仰的是此生的正义。

　　骨子里的公平感
　　当时是1993年1月，我正在和他一起为出版他的传记进行合作。我们那天早上是从他位于古努附近的家出发的。古努是他小时候生活的村庄，曼德拉出狱后在那里盖了一所房子。他曾经对我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所能望见自己故乡的房子。曼德拉信仰体系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青少年时代构建的。在他父亲死后，当地腾布王朝的一位国王将他带大。小时候，曼德拉住在一所圆形茅屋里，屋子有一扇土门。他学着做一位牧羊人。他从泉水边汲水。他在和其他男孩用棍棒打架时总是能获得胜利。
　　他会坐在老人们的脚边，听他们讲述在白人到来前，勇敢的非洲王子统治南非的故事。他第一次和白人握手是在上寄宿学校时。最终，小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的名字变成了纳尔逊·曼德拉。他接受了严格的卫理公会教育。但是尽管他获得了诸多世俗经验并接受了律师教育，他的许多智慧和常识—以及快乐—都来源于他小时候在特兰斯凯的经历。
　　曼德拉本来或许会成为一个更情绪化的人，如果他没有被夺去那么多东西—他的自由，他选择人生道路的能力，他的长子，他的两个孙辈。他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恒久不变的，除了他和同胞所遭受的压迫。而他原本或许可以拥有的一切，他都献给了南非人民的自由事业。但是，粗鲁的狱警、狭小的牢房以及种族隔离制度下傲慢的白人领导人都没能从他身上夺走他的尊严、高贵和正义感。就连刚跨进罗本岛监狱的大门，必须脱光衣服时，他的腰杆也挺得直直的，没有任何抱怨。他拒绝在任何情况下被吓倒。我还记得有一次采访埃迪·丹尼尔斯。这个5英尺3英寸（约1.6米）高的混血儿是一名自由战士，与曼德拉一同被关押在罗本岛的B区牢房。埃迪回忆说，每当他意志消沉时，只要看到6英尺2英寸（约1.88米）高的曼德拉走过庭院的高大身影，他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埃迪哭泣着向我讲述，有一次他病倒了，曼德拉—“我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一走进他的牢房，蹲下身去为他刷洗混杂着呕吐物、鲜血和粪便的木桶。
　　我常常想，要是当年的南非是个不存在种族歧视的自由国度，曼德拉本来会成为一名小镇律师，心满意足地过着富足的生活。从许多方面讲，这个名垂青史的伟大革命者在本性上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不相信刻意而为的改革。但是，有一样东西把他变成了革命者，那就是他年轻时在约翰内斯堡遭遇的万恶的种族压迫制度。当人们在公共汽车上往他身上吐口水时，当售货员拒绝为他服务时，当白人像对待文盲一样对待他时，他的身上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为他骨子里有一种公平感：他就是无法忍受不公正对待。如果连他，纳尔逊·曼德拉高大英俊、受过良好教育的酋长之子—都受到非人的对待，那么成百上千万不具备上述任何优势的人们又能怎样呢？在谈论起航班取消这样的平常事或是各国领导人政策这样的大事时，他有时会对我说：“这是不对的。”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构成了他所做的一切、他所为之牺牲的一切以及他所成就的一切的基础。

　　磨难锻造的“神话”
　　我在过去几年见过他几次。他的身体比过去差多了。他曾经拥有那样非凡的记忆力，可以记起60年前的一次晚餐上吃过的一道菜。可当我在那几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常常无法认出那些结识了几十年的朋友。但是，他的自尊和高贵举止却从未离开过他。我认为，他之所以在2004年宣布退休，仅仅是因为他无法忍受自己记不起熟悉的人和事，无法忍受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样子。他希望人们看到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可他不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那个纳尔逊·曼德拉了。
　　从许多角度讲，纳尔逊·曼德拉已经成为某种神话：他是世上最后一个高贵的人，一个做出英勇壮举的伟人。
　　的确，他的一生遵循着典型的英雄故事套路—经历巨大的磨难后实现救赎。但是，正如他在很多年里对我和许多其他人所言：“我不是圣人。”他确实不是。在他还是一名年轻革命者时，他是脾气暴躁、好争斗的。一开始，他还想要把印度人和共产党人排除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之外。他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且在上世纪50年代被视为南非的头号恐怖分子。他崇拜甘地，后者是在19世纪90年代从南非开始自己的自由斗争事业的。但是曼德拉向我解释过.他认为非暴力不合作是手段，而不是原则。如果非暴力不合作是争取南菲人自由的最成功手段，那他就会采取这一手段。而如果它不是最成功手段，那他就会放弃。他也确实放弃了。但是和甘地、林肯以及丘吉尔一样，他对一件全局性的事情抱有很执著的正确看法，而且从未迷失过。
　　监狱是锻造出我们所熟知的曼德拉的熔炉。1962年进入监狱的那个人性子很急，很容易动怒。而在27后走到开普敦的阳光下的那个人，则是举止从容、甚至是沉静的。这一变化来之不易。在监狱里，他学会了控制愤怒。他别无选择。他逐渐认识到，如果要缔造梦想中那个没有种族歧视的自由南非，他就必须学会忍耐他的压迫者。他必须宽恕他们。我曾在我们之间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对话中多次问他，出狱时的他和入狱时相比有什么不同。他最后叹了口气，只是说：“我变成熟了。”

       圣人背后的痛苦
　　他最大的功绩无疑是缔造了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南非，以及阻止这个美丽的国家陷入可怕的血腥内战。在我与他合作写就自传《漫漫自由路》的数年后，他对我说想要再写一本书，讲述南非是如何濒临一场种族战争。当曼德拉得知南非黑人领袖克里斯·哈尼被暗杀的消息时，我正和他在一起。那大概是南非最濒临战争的时刻。曼德拉异乎寻常地镇静，他先是定好了前往约翰内斯堡发表全国演说的计划，然后不慌不忙地吃完了早餐。为了阻止一场内战，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他必须向正参与谈判的南非白人领导人展示出坚如磐石的力量，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他并非要复仇。他还必须让他的人民看到，他并不是在和敌人妥协。这其中的分寸极难把握—而在外界看来，他似乎处理得从容不迫。其实，这件事对曼德拉打击很大。
　　他不是圣人，所以也有自己的痛苦。他说过一句名言：“斗争就是我的生命。”但他的一生同样是-场斗争。这个喜欢孩子的男人有27年时间都没有抱过孩子。入狱以前，他从事着地下活动，无法扮演他所希望扮演的父亲和丈夫角色。我记得他对我说过，在他被数千名警察追捕时，他曾秘密返回家中哄儿子睡觉。他的儿子问他为什么不能每晚都陪着自己，曼德拉告诉他说，因为还有几百万个南非孩子也需要他。多年以来，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曾对我说，曼德拉没有痛苦这一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每当听到这些，我总是报之一笑。拥有极强自控力的曼德拉只是学会了隐藏自己的痛苦而已。
　　后来，在缔造了如今的新南非、赢得该国历史上首次民主大选、并开始修正南非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后，他却放手了。他成了非洲历史上最新鲜的人—个选择不竞选连任的总统。和乔治·华盛顿一样，他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他人的样板。他本可以余生都当总统，但他知道为了真正实现民主，他不能这么做。在他的任期以后又举行了两次民主选举，如果他的继任者无法和他匹敌，那同样是民主。从每个方面来讲，他都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对世人的贡献是扩展了人类自由。他可以包容所有事情，唯独不能包容偏狭。他一定会安息的。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