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一个人道的共产党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笑蜀 为FT中文网撰稿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言。以人道驯服革命的烈马，实现革命与人道的统一，这是雨果的梦想，也是一个千古难题。革命的异化是历史的常态，也往往是革命者的常态。中国古语有所谓“慈不掌兵”，用到革命史，则可称作“慈不革命”。所以毛泽东才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归结起来，就是不能跟人道、人性兼容。革命必须是暴烈的，冷血的，甚至是六亲不认的，这是革命的气质，也往往是革命者的气质。但胡耀邦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毋庸置疑，胡耀邦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的营垒内的的对手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但他同时更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他的营垒外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作为人道主义者的胡耀邦，其个人气质不符合传统的革命者气质。在那个以冷酷为美、以粗鄙为美、以无知为时尚的革命时代，他仍保持着传统士人社会对知识的敬畏，好读书，好跟知识分子交朋友。他追求的境界，正就是革命时代排斥的雅致、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境界。好读书让他从一个只有初中程度的红小鬼，成长为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因读书而获益匪浅的胡耀邦，一度大力倡导读书之风，要求“每个干部要读两亿字的书”。好读书的人，不免多一些书呆气，多一些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总之是多一些真性情。胡耀邦的真性情毕生难掩，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这让很多人惊讶，认为是一个奇迹。但如果联系到他的读书生涯，也许就不奇怪了。读书之于胡耀邦，有如桃花源，让他可以在残忍的政治斗争之余，借读书休养生息，借读书浸润和修复人性。读书跟不读书的政治家不一样。胡耀邦是一个例子。当然不是所有好读书的政治家都真性情，譬如康生就以阴鸷著称。他们之间的差异，大概只能从天性的角度去解释了，毕竟人性的演化总有某些神秘的因素。但无论如何，胡耀邦的读书生涯对他的人格养成，一定是大有裨益的。即便他早年所读多数是红色读物，但他读的红色读物往往属于原著。马恩原著，及很多属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原著，在不可避免地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并不排斥人道主义，并不排斥对人的温情。正因为如此，才有八十年代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复兴，而且这种复兴以马列原典为依据。其实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很多都是人道主义者。真诚地关注苦难，关心弱势群体，真诚地主张公平正义，是他们共有的情怀。这个悲天悯人的传统后来在中国中断了，胡耀邦则继承了这个传统，属于灰烬中残存的火星。至于为什么说胡耀邦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可援引的事例就简直是天上繁星数不胜数了。最无可辩驳的事例，就是他七十年代末复出后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谈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通常都是谈老干部的平反，包括习仲勋的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平反，以及知识分子的平反。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对地富反坏右等所谓“黑五类”的平反。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曾经说：“林彪、‘四人帮’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胡耀邦则公布过一个数字：冤假错案总数约有4000多万人（包括文革以前的）；按四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一亿六七千万人。还不包括出身、成分不好的家庭。这一亿六七千万人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其实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叶剑英所说的“群众”， 地富反坏右等所谓“黑五类”则是受害“群众”的主体。仅所谓“现行反革命”一项，据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说，即有“十八万四千人遭到错误判决”，受此牵连的即达百万之众。地富反坏右等所谓“黑五类”纯粹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即适应升级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敌对阶级”。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他们就被剥夺了几乎全部的权利和尊严，沦为贱民，没有任何救济渠道。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而且持续数十年，早被视作天经地义。但因为胡耀邦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在八十年代获得平反，恢复了公民身份。其间的功德，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可以说不亚于当年美国的黑奴解放。这也是胡耀邦所投身的人道事业的巅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贡献，不单在个案的纠错，而在结束迫害，而在个人解放。但它不是没有风险，贡献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冤案的很多制造者当时都在台上而且位高权重，更有很多冤案是最高层乾纲独断的。胡耀邦却无所畏惧，以“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的“三先”勇气力排众议。诚然，平反冤假错案不能仅仅归功胡耀邦一人，有集体领导的作用。但最坚持、最拼命、作用最大的，无疑仅胡耀邦一人而已。田纪云先生说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诚哉斯言。中国当代历史上所有冤假错案，都是革命异化的产儿，都证明人道如果不能驯服革命的烈马，革命的面目将会是怎样的狰狞和恐怖。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另一重意义，因而是对革命的纠错，是尽力把革命拉回人性和人道的正轨，如雨果幻想的那样实现革命与人道的统一。这是胡耀邦版本的革命，或者胡耀邦版本的社会主义，在那里，人道主义才是最高价值。八十年代据说是人道主义在中国复兴的时代，九十年代据说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的时代。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高于人道主义，九十年代高于八十年代。我不同意这样的主义之争。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原本无高下之分。恰恰相反，八十年代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对文革等历次运动的反思，因为对人民经受的巨大苦难的愧疚，而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人道主义，就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一度达成了某种共识，这几乎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华民族所达到的仅有的精神高度。九十年代复兴的自由主义，迄今都不能在共识上取得突破，相比之下，毋宁说八十年代更让人怀念？一个人道的共产党人，一个人道的革命者、人道的社会主义者，这可能是胡耀邦最好的历史定位。传统的人道社会主义抛弃阶级专政，与自由主义和解而获新生，在很多发达国家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传统的自由主义也因为与人道的社会主义和解，得以自我更新，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人道主义的共同旗帜下渐行渐近。胡耀邦则无疑是中国的先行者，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方向，窃以为这是胡耀邦的独特所在，也是胡耀邦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胡耀邦的意义所在。（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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